张爱萍与彭德怀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，张爱萍时常利用各种机会，想让彭德怀感受到他们这些老部下始终惦记着他。1972年，张爱萍因意外摔断了左腿，前往医院治疗。治疗期间，他得知彭德怀也在这家医院，便暗自决心抓住机会见见这位曾经的领导。在医院的走廊里，他故意大声喊道：“我是张爱萍！为什么不让我进去！”他的声音穿透了病房，让彭德怀无论如何都听得见。
1965年11月30日，彭德怀读到《人民日报》上转载的《文汇报》姚文元的文章时，感到无比愤怒和困惑。他气愤地说：“才让我出来工作，怎么就开始批我了？我真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！”一气之下，他猛地站起来，一拳砸在桌子上，桌上的物品都震得跳了起来。“批吧，我不怕！我早就知道我的事不会轻易了结，只要毛主席没有下令撤我，我就会干到底！谁也压不垮我！”彭德怀就是这样一个直率而坚决的人。怒气过后，他便专心投入到建设大三线的工作中，继续履行着对毛主席的承诺。
展开剩余83%尽管工作开展艰难，但彭德怀的威望依然存在，大多数人都对这位战功赫赫的元帅心存敬仰，因此在工作中也取得了显著成绩。尽管如此，彭德怀对自己要求极高，对这些成绩仍感到不满。他认为，只要答应的事就必须做到最好。
然而，尽管他全身心投入工作，命运却悄然发生了变化。有人开始暗中策划，决定对彭德怀采取不公正的对待。很快，彭德怀在大三线的工作被归纳为十条罪状，提交到中央。这之后，彭德怀再也没有收到来自中央的任何文件，这使他预感到自己的处境将会更加困难。
不久后，彭德怀收到命令，要停止工作并返回成都。1972年12月25日清晨，一些不明身份的人闯入了彭德怀位于成都市永兴巷7号的家，翻墙进入。彭德怀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准备，眼睁睁地看着彭老总被带走。得知这一情况后，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，立即作出三条批示：
1. 成都军区派出部队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，途中不得有任何干扰，保证其安全；
2. 不坐飞机，成都军区安排火车送往北京；
3. 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火车站接待彭德怀，并安排住宿。
周恩来还特别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，确保彭德怀的安全，保密其住址，严禁任何形式的侮辱或逼供。按周恩来指示，彭德怀在北京度过了近一年的平静时光，期间他专心读书、整理交代材料。
到了1967年，彭德怀的处境愈发艰难，身体健康也逐渐恶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张爱萍与彭德怀的重逢成为了他内心长久的牵挂。1970年9月，彭德怀被诊断为癌症，且病情已经扩散至全身。1972年，张爱萍因摔伤左腿前往301医院治疗，治疗过程中，他听说彭德怀也在该院住院，便决定借此机会去看望他。
尽管左腿刚刚做过手术，仍然疼痛难忍，但张爱萍不顾自己的伤痛，拄着双拐，硬是走上楼去。刚到楼梯口，他便被哨兵拦住，不让进入。张爱萍毫不退缩，假装自己住在楼上的病房，大声喊道：“我是张爱萍！这不就是我的房间吗？为什么不让我进去？”他的声音越来越大，甚至与哨兵发生了激烈争执。张爱萍后来解释道：“我这么大声喊，或许彭老总能听见我的声音。”
张爱萍的喊声很快引来了专案组和院方保卫部的人，他们见张爱萍并非这个楼层的病人，便将他强行架走。临走时，张爱萍回过头看了一眼病房，心中满是对彭老总的思念和挂念。那一刻，他希望彭德怀能够知道，他从未被遗忘，部下们始终惦记着他。
回到楼下，张爱萍的内心充满了难过，回想起与彭老总一起度过的那些岁月，那时彭德怀是多么关心他们这些部下。张爱萍在这段时光里感受到了无尽的思念与敬仰。
张爱萍的革命经历非常丰富。他出生在四川省达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，从小便投身革命，担任过学生会副主席。1928年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之后积极参与革命活动，成为了红军的一员。张爱萍曾历任多种职务，并在红军中表现出色。在长征中，他为红军付出了巨大努力，并且在多次战斗中带领部队冲锋陷阵。
1935年，在直罗镇战斗中，彭德怀收到张爱萍的侦察报告，发现其中有错别字，于是要求张爱萍重新检查。张爱萍仔细修改后，彭德怀对他很满意。自那以后，张爱萍每次写报告都会反复检查，确保没有任何错误。
长征结束后，张爱萍被任命为骑兵团政委，并投入到抗日和解放战争的工作中，屡建战功。1955年，张爱萍指挥了中国历史上首次陆海空联合渡海作战，成功攻占江山岛，打击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图谋。
1959年，张爱萍被任命为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，并开始协助彭德怀进行部队改革。1964年，彭德怀在一次改革中提出：“整编是要得罪人的，你有信心吗？”张爱萍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你有信心，我就有！”两人再次联手，在部队改革中取得了显著成果。
1974年，彭德怀去世，享年76岁。在他临终时，他总结自己一生的优缺点，坦言自己曾有暴脾气，骂过不少人，但从未做过阴谋。他说：“我问心无愧。”张爱萍作为老部下并不认为彭德怀的批评是错的，反而称其为“严格要求”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富灯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